耐庵廿一

一部野史  千秋才人Ra"h
             ——“《水浒》探源——施耐庵故里行”研讨会侧记[AQ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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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不仅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还是世界文化上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有人曾经说过，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在灿若群星的中国文化名人中，若限定只选两人，则只能选出孔子与施耐庵。因为前者是中国雅文化的最高权威，而后者是中国俗文化的最杰出代表。因而，谁获得《水浒》著作权，谁就成为世界文化史上长篇小说的鼻祖。哪个地方若能被证明是这位作者的籍贯，该地无疑就是世界长篇小说的发源地。lM')$M
   自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以来，有关《水浒》作者之争议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不断深化推进，出现数十种观点，可谓百家争鸣，诸说纷出。j>cI\H
   2005年9月8日，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省明清小说研究会联合组织的“《水浒》探源—施耐庵故里行”研讨会在水乡兴化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摈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将施耐庵文物史料的真伪和价值问题，《水浒》的成书过程和发源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分析研讨，条分缕析，洞烛幽微，对学术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rFSE
   中国水浒学会会长、湖北大学教授佘大平，中国水浒学会秘书长、湖北大学教授张虹就《水浒传》的创作与传播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S%$.
   他们认为 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热烈欢迎。人们将它一版再版，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产生了庞大的版本群，形成了“繁本”和“简本”两大版本系统。《水浒传》不仅很快风靡全国，而且传到海外。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观。产生这一历史奇观的原因是什么?在写作艺术方面，《水浒传》当然是很能吸引读者的，特别是它能够适应市民阶层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艺术趣味，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水浒传》能够广泛地吸引读者而风靡全国乃至传到海外的原因，是它那不同凡响的、全新的题材、人物和主题。 ZI
   《水浒传》之前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大多以情恋婚姻、神魔鬼怪或军国大事为题材，而《水浒传》所描写的则是一群被称之为“强盗”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事业。《水浒传》叙述他们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占山为王的英雄行为，描绘他们举旗造反、严惩贪官污吏、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反抗统治者残酷镇压农民革命的辉煌业绩。这一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揭开了封建社会已经溃烂了的疮疤。e
   《水浒传》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近二百人，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几百年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也有几十人—更主要是体现在它塑造了一在批不满封建专制的压迫、富有反抗精神、敢于造反的英雄形象方面。nTB
   省社会科学院原所长、研究员萧湘恺从《水浒传》的文化侧面进行了理性反思，提出“法律向伦理倾斜”的识见。他在文章中说，法律和伦理，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无论哪朝哪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被统治者亦多所依倚。法律对社会的秩序进行管理，违律要受惩处；伦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违理要受谴责。法在参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制定，又反过来维护最低的伦理道德水准。但法的执行却不该受伦理、情感的干扰。关于这一点，今人是较为清楚的，但是古人，包括执法者在内，在法、理产生矛盾的时候，却常常会依违于两者之间，价值的天平甚至常向伦理一方倾斜。读《水浒传》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状况。透析此现象，在进行审美判断的同时，理性地对其间法、理冲突 的文化现象作出评论，分析作家是如何将这种冲突转化为文学形象，生成为美学具像，分析矛盾的所由产生，无疑是有意义的。V0[
   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徐子方教授另辟蹊径，他把施耐庵和关汉卿相提并论，认为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乃是双峰对峙。4
   徐子方指出， 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后半部文学史上，关汉卿和施耐庵是一对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然至今无人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或由于他们的创作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缺乏可比性的缘故。其实不然，将分属两个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家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内在联系，应当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就地位而言，关汉卿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第一座高峰一一元杂剧的奠基人，中国古典戏曲的最早开创者。施耐庵虽然只有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但以此开创了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作为奠基人应是当之无愧的。如何看待关汉卿和施耐庵留存的零星史料和民间传说，成了二人生平研究能否深入的重要课题。这实际上也是如何切实地将诗文领域的国学研究方式与戏曲小说领域的民间文化研究方式分开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散文作为传统国学的一部分，它遵循的是“无信不征”的文献考据模式，主要从前人留存的史料里爬梳踢抉，沿袭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路子。而戏曲小说本身既为传统国学所不容(四库不收)，也为正统文人所不齿，无法亦不应该沿用诗文研究的国学研究方法。况且从文体看，戏曲小说本系出于民间文艺，遵循的是丈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民间文化(民俗学)研究路数，而谁都知道，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乃至民俗研究尤应注重调查研究，现存遗迹和民间传说、民风民俗为其工作对象，否则只能是作茧自缚。正因为如此，研究戏曲小说必须敢于打破传统国学研究的套路，从乾嘉学派的繁琐考剧中解放出来，对关汉卿和施耐庵目前留存的墓葬及民间谱系、民间传说必须作为主要研究资料予以认真对待，同时结合作品自身以及前人留存的片言只语认真比勘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简单的用传统诗文手法否定上述传说对于传主生平的研究价值，将其斥为捕风捉影、无稽之谈，如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懒汉，也是不了解戏曲小说和传统诗文的本质区别，没有真正搞清事实上存在两种文学史(“文字文学史”和“事实文学史”)的结果。  Z!Y-p
   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学钧 提供了一则有关施耐庵的资料，他认为目前尚难以解释，仅供同好注意。他在交流时说，金圣叹在其删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序三”中曾说：“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序署“崇祯十四(1641)年二月十五日”。这是自称他评点为本子是古本。此本除了金圣叹自己的序言外，还有一篇所谓古本自序，序署“东都施耐庵序”。序中说到“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云云。不消说，这是金圣叹的托名伪作。但我在明代贺复徵选编的《文章辨体汇选》中，也看到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贯华堂本的《水浒传序》正文和署名全同。所不同的，是编者为之在题下又署名“元施伯雨”。《水浒传自序》收在《文章辨体汇选》第327卷。文末署“施耐庵序”，但在标题下却署“元施伯雨”。这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该卷同时也收有《曲序》，在标题下署名“徐渭”；《序拜月、西厢传》，标题下署名“李贽”；《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标题在署名“王思任”。这些署名都是作者的本名，也都不错，而唯独在“施耐庵序”之外又署上“元施伯雨”。这意味着贺复徵认为或知道，施耐庵就是“施伯雨”。就目前所知，在明代，大多将施耐庵视为元朝人，如明郎瑛所撰《七修类稿》卷二三“三国宋江演义”条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但查考各种相关记载，从未见施耐庵还有“伯雨”之名。贺复徵能编选如此浩大的文章选集，连纪晓岚也认为他“搜罗广博，……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入耳目之外者”，可知贺复徵一定是个非常博学，却又名声不显的学者。这是说，对施耐庵是否还有一个“伯雨”之名，在目前虽经穷搜力索，限于见闻，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苏州大学刘祥安教授在研讨会上就如何应对《水浒》、施耐庵与兴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建议。针对去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作的关于《水浒传》作者的学术讲演，刘祥安诚恳地说，真正的学者并无成见,他们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研究与思考说话，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一般来说，都从他们自己的认识角度出发，所以象刘先生这样的讲法，并非对兴化怀有恶意。那么如果听任这个问题这样下去行吗？我看是不行的。然而，学术之事自有学术的规矩，既不是用规矩手段可以解决，也不是商业手段可以奏效，学术问题还得按学术的游戏规则办。也许会有人说，对于真正的研究者，这些资料大家都知道，不用做这个工作。对于那么学有专长的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而言，这是确实的，但我说的是一个更大面上的研究者，是说那些大学里的研究生与本科生，他们要做毕业论文、学位论文，但是他们的科研条件差，不可能到处调研，也不可能实地考察，而他们代表未来，其实是希望所在。如果我们兴化市搞一个研究资料汇编，将有关原始资料一一收录，将反对的理由一一分析，摆出来，将肯定的理由也一一分析，摆出来，将还不能论证清楚的疑点也一一摆出来，将所有的反对与肯定的论文作一个整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判断，相信事实能够说话。即使有争论也不怕，争论是好事。7
   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凤凰出版社副编审冯保善对《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的一内证，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为何？冯保善倾向于“元末明初成书”这一说法。而在持此一说的诸前辈时贤所贡献之论据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一个内证，认为这也是一个有力、不容轻忽的证据。在百回本《水浒传》及百二十回《水浒全传》中，有两回提到了宋金元时期曾经颇为风行的一种说唱艺术——诸宫调。具体文字：“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酝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关于诸宫调，《辞海·文学分册》有专门辞条进行解释：“宋金元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以说长篇故事。因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搊弹词’。”白秀英说唱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为诸宫调中名篇，曾经非常流行，今已亡佚。双渐苏卿的故事，今存明人梅鼎祚编写的《青泥莲花记》中，大略谓：庐州娼妓苏小卿，与书生双渐相恋爱深。双渐离去，久不归，鸨母设计，将小卿卖与江右茶商冯魁。茶船过金山寺，小卿题诗于壁。后双渐成名，经官断还，小卿与双渐终得团圆。这是一个缠绵悱恻、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水浒传》中白秀英说唱《双渐赶苏卿》诸宫调的有关描写，对我们了解诸宫调的表演程式，显然是重要的资料。事实上，到了明代，诸宫调这种艺术形式，已经鲜有人知道。甚至诸宫调的名字，也遭世人遗忘，如朱权《太和正音谱》称《董西厢》为‘北曲’，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称其为“说唱本”，徐渭祚《西厢记题记》称其为“弹唱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其为“金人词说”，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称其为“北词”，显然，在明朝人，能知道诸宫调其名者，已经是为数寥寥。从诸宫调存亡的事实，不难看出，能够如《水浒传》这样具体细致地描写诸宫调说唱，当然不可能是明朝人的事情，或者说，最晚也不过是由元入明者，看过听过诸宫调表演，熟稔诸宫调的格范，才可能有如此到位的描写。所以，冯保善以为，作为长篇巨制，《水浒传》的成书，太早则创作条件不能具备；而元末明初，实在是其问世之最佳时机。而上文所举内证，也证明了其创作下限，最晚也就是明初数年间，而绝不可能更晚。\Q
   扬州大学教授黄俶成作了题为《论水浒作者的研究层次和方法论若干问题》的发言，并对施耐庵的出处作了中允持平的述说。黄教授列举了目前国内对施耐庵出身地比较典型的几种说法。关于山东说。因《水浒》所写事在山东，便有人推测其作者在山东。但因证据不足，近年有关学者便逐渐放弃此说；关于苏北说。江苏兴化藏有施耐庵之子及曾孙施廷佐的墓志、地照等文物。《兴化县续志》载有《施耐庵墓志》、《施耐庵墓记》、《施耐庵传》，韩国钧《吴王张士诚载纪》附收《耐庵小史》。兴化、大丰两市施氏居民的数种抄本《施氏族谱》均奉施彦端(字耐庵)为其元末明初的祖先。《顾氏族谱》等民间史料还载有其宗族在元末的祖先与施耐庵的交往事迹。数十年来，海内知名学者撰写不下百篇论文考释江苏、兴化提供的施氏文物，确论施耐庵是元末明初苏北兴化人。20世纪初，有人提出施耐庵即钱塘施惠。鲁迅因未找到证据，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有疑。何满子本不认为兴化施耐庵为《水浒》作者，但他1982年赴兴化全面考察施氏文物后即认为明初锤嗣成《录鬼薄》所云钱塘施惠即兴化施耐庵，并撰写多篇论文在《中华文史论丛》、《光明日报》等处发表。章培恒虽然认为《施耐庵墓志》为后人伪造，但仍认为“《水浒》作者施耐庵当为兴化人”。海内外同人对这些文物史料的考释论文不下百篇；关于苏南说。刘冬先生在1952年首次论证兴化施耐庵墓的主人是《水浒》作者，1982年领导了全国的施耐庵热，写了大量文章论证兴化、大丰施氏文物的可信性，但同时认为“施耐庵原住苏州施家桥，晚年才移兴化。”薛冰先生在刘冬先牛论证的基础—上写成《施耐庵本是苏州人》。他引用《苏州府志》、《吴县志》后指出：“苏州不但确有施家桥，而且曾是施氏宗族聚居之地” ；关于杭州说。刘世德等先生力主施耐庵是杭州人，其主要根据乃是有史料记施惠是杭州人，而施惠即施耐庵，他对杭州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其实苏州、江阴、杭州皆是施氏足迹所到之处，犹如今日一扬州籍人在上海工作久了，就“上海某某”，再到北京工作，又称“北京某某”，但这种说法不足以证明其祖籍何在。一个人的谋生之处可以有多处，而祖籍(或曰“原籍”)  只能有—处。我们注意到，近年一些学者说施氏是杭州人，举出了许多有关施耐庵在杭州活动的事迹，但未能找出一条施氏生于杭州的证据。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论证实际丰富并支撑了苏北说。因为兴化、大丰若干史料、文物说施耐庵“播浙”、“官钱塘二载”。%]P]JB
   最后，专家学者们纷纷表示，面对学术争议，应该以实为据，辨异寻同，坚持操守，博采众长，最终在《水浒》作者问题上形成共识，彻底揭开这存留了六百年的谜团。